科技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从历史视角来看，每一次工业革命都推动了生产力快速提升，同时也重塑了全球创新版图和经济结构。金融作为实体经济的血脉，对科技创新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实验室到市场，从初创到成长，金融始终作为科技创新背后的隐形推手贯穿于科技企业发展的全过程。因此问道管理，厘清金融推动技术创新以及助力科技企业发展的理论逻辑，对于构建与科技创新相适配的科技金融体制，完善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支持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金融发展与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的爆发依赖于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其中金融发展与创新起到了显著的作用。金融通过支持科技创新，促进技术转化和应用，推动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变革与升级。
早期金融发展和机械化的崛起。18世纪60年代，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英国率先爆发，这场革命通过机器替代手工业，建立机械化生产模式，人类社会进入“机器时代”。在这个过程中，英国金融体系的逐步完善为技术应用和工业化生产提供资本保障。
一是现代商业银行体系的建立。在工业革命之前，银行的业务主要集中在商贸活动和贵金属交易上，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银行的业务逐渐扩展至工业投资和信贷服务。18世纪，英国形成了由英格兰银行、伦敦私人银行和乡村银行构成的银行网络，银行体系的发展缓解了工业资金短缺的问题，降低了地区间的利差，提高金融可得性。
二是股份制制度成为资金筹集的重要创新方式。工业革命前，股份公司主要服务于大型海外贸易活动，如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荷兰东印度公司。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股份公司逐渐被应用于工业企业，股份制为企业提供了更多的融资渠道。
三是保险业的兴起。1774年起，劳合社开始为蒸汽船、工厂设备和铁路建设提供保险服务。例如，铁路建设中的投资者可以通过保险获得大约50%投资金额的风险保障。到19世纪中叶，英国工业总产值占全球的三分之一，对外贸易占全球的五分之一，英国成为世界的工厂，世界成为英国的市场。
资本市场的发展与电气化时代。第二次工业革命始于19世纪中叶，主要发生在美国和欧洲。其中，美国得益于金融体系的快速发展，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领头羊。一方面，投资银行和资本市场的发展满足基建和企业大规模融资需求。19世纪中期，纽约证券交易所成为全球资本流动的中心，为工业企业提供上市融资机会。投资银行不仅为信用状况良好的企业提供资金支持，还通过垃圾债为小规模、高风险的企业融资，支持新兴产业的融资需求。此外，投资银行还通过并购重组，加速超大型工业企业崛起。
另一方面，风险管理工具的创新降低不确定性。例如，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成立为企业提供了价格风险对冲机制，有效降低了生产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进，美国的工业总产值占全球的比重快速上升，并反超英国。
以创投为核心的金融体系与信息化时代。第三次工业革命始于20世纪中叶的美国，主要由信息技术、电子技术和自动化技术突破推动，在此过程中，金融发展对科技创新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是风险投资的发展。1958年，美国国会通过《中小企业投资法》，实施中小企业投资公司（SBIC）计划，有效促进了风投迅速发展。1979年“谨慎人”规则的修改则使得养老金成为风险投资的重要来源。同时，风险投资还通过战略指导和资源整合，显著提升了企业竞争力。二是纳斯达克市场的成立。纳斯达克专注于服务中小型科技企业，降低了上市的门槛，并为风险投资提供了退出机制。三是硅谷模式的形成。硅谷模式通过产学研融合、全球人才集聚和风险投资支持，形成一个协同创新的生态系统。四是金融工具创新。如期权激励机制通过授予员工股票期权，将个人收益与公司长期发展目标绑定，既可以吸引顶尖技术人才，又能激励员工。
金融生态与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通常经历理论期、验证期、应用探索期、产品开发期、市场推广期、技术成熟期和技术衰退期七个阶段。科技创新伴随着高风险、高投入问道管理，表现为高价值和长周期，科技创新想要顺利通过每个阶段，需要技术、资金、人才及制度等多种要素的支持，而良好的金融生态为科技创新提供重要保障。
资本协同助力科技成果顺利转化。科技成果转化是一个商业化和市场化的过程。其中，理论期和验证期的资金来源主要依赖政府财政，实施主体主要是高校和科研机构，而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优势是基础研究，而非产品生产和推广。因此，科技创新想要实现从验证期到应用探索期的跨越，还需要科技企业和金融资本的参与。由于各个主体对风险和收益的诉求不同，需要一个高效的资本协同机制，平衡和满足各方的需求。
多元化的金融服务体系保证科技发展各阶段资金需求的连贯性。科技创新活动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风险收益特征，这直接决定了其融资模式的多样化需求。在科技创新的演进轨迹中，风险水平呈现出理论期和验证期上升，应用探索期时达到峰值（死亡之谷），随后不断下降，直至衰退期再次上升的特点。与之相对应的，一个全链条、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有助于保证科技创新不同发展阶段资金支持的有序衔接。
发达的金融市场是提供大规模、长周期资金的保障。随着科研项目的推进，技术创新活动对资金需求量会不断增加。金融市场凭借其高效的资源配置功能和丰富的融资工具，可以为科技创新项目提供大规模、长期限的资金支持，满足研发需要。
金融服务与科技企业
科技企业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实施主体，其发展经历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五个阶段，分别对应技术发展的后五个阶段。在科技企业发展过程中，金融对科技企业的服务可以有效地促使科技企业实现“从无到有的创新”和“从小到大的发展”。
种子期：高风险高收益机制下的风险投资激发科技创新活动。种子期的科技型企业通常处于技术可行性研究或技术路线的确认上，面临较高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而这一特性与风险资本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偏好相契合。首先，风险投资通过资金支持帮助早期的科技企业完成团队组建、设备购置和研发投入等初期建设。其次，风险投资也是一种科技创新的验证。研究表明，获得风险投资支持的科技型企业，在专利产出数量和质量方面显著高于未获得风险投资的企业。风险投资通过其专业的项目评估体系和决策机制，能够识别出创新能力较强、发展潜力较大的企业。最后，风险资本不仅是资金的提供者，还通过股权激励等方式，激发企业家创新的积极性，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以地理大发现时期哥伦布航海探索为例，其航海计划成功的背后，正是早期风险资金的有力支持。15世纪中期，哥伦布受地圆说影响，坚信向西航行能够抵达东方国家，并制定了宏伟的航海计划。为实施该计划，哥伦布先后向多个欧洲王室提出资助请求，前期都遭到了拒绝，直至西班牙王室为其航海计划提供资金支持，哥伦布才得以招募船员、购买船只、出海远航，最终成功开辟了横渡大西洋通往美洲的新航线。这也说明在开创性创新面临高度不确定性的初始阶段，早期风险资本介人对创新项目突破和落地具有关键作用。
初创期：多样化的资金来源支持初创期企业的发展。初创期的科技企业处于从概念验证向市场验证过渡的关键时刻，通常面临较高的技术风险、市场风险和资金风险，但也具备较高的成长潜力，企业主要依赖外部融资。首先，政府资金支持和补贴为企业提供了低成本的融资途径。其次，风险投资继续加大投入，能够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战略指导、资源对接和市场扩展等增值服务。最后，银行针对初创期科技型企业推出特色服务。一方面，银行通过创新金融产品，如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员工持股贷款、人才贷和创业贷等，为企业提供低成本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银行通过行业资源对接，为企业提供更多非金融服务。
成长期：金融为成长期科技企业提供的服务不仅局限于资金支持，还在战略调整、资源整合和市场拓展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成长期的科技企业通常已度过了最初的技术验证阶段，产品或服务已经有了一定的市场份额，但仍面临着快速扩张、人才招募和资金流动等方面的困难，对资金的需求量也远超前两个时期。在这个阶段，私募股权提供长期资金和战略指导，帮助企业提升竞争力。银行通过信贷服务和行业资源对接、财务咨询以及管理支持等非金融服务，赋能企业发展。
成熟期：金融为成熟期科技企业提供融资和战略支持。成熟期的科技企业通常已经进入稳定发展的阶段，收入来源和市场份额趋于稳定，企业的挑战主要为如何保持市场领先地位。在这一阶段，银行贷款提供大规模、低成本、长周期的资金，用于企业的日常运营、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等；资本市场通过上市或增发股票为企业募集大规模资金；并购融资帮助企业扩大市场份额或整合资源，提升市场竞争力。
构建与科技创新相适配的科技金融体制
新技术催生新质生产力，推动生产关系变革，而金融作为国之重器，亟需构建与之相适应的金融体系。近年来，在政策的引导下，科技金融发展迅速，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各主体之间协同性不足，政府引导和市场主导尚未形成有效共振，金融资本接力机制存在断点。二是金融供给不平衡，资金更多流向中后期科技企业，而对早期科技企业支持力度明显不足。三是金融供需不匹配，长期资本和耐心资本供给不足，短期资金难以满足科技企业长周期的研发需求。因此，必须加快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强化政府引导与市场机制的良性互动，推动金融资源向早向前合理配置，精准匹配科技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融资需求，赋能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
完善政策支持，营造支持科技创新的良好环境。建议从政策导向、监管考核以及制度保障等方面综合施策，引导资金流向科技创新早期项目。一是加大政府对早期科技创新基金的财政支持，提升政府基金引导作用。调整政府引导基金考核体系，将传统的单一项目考核转变为对多个创新项目的整体考核，并优化考核周期，使其与科技创新活动的经营周期相匹配。强化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吸引金融机构和社会资本形成合力。二是完善尽职免责机制。在相关政策文件中明确尽职免责负面清单，为金融机构和投资主体提供清晰的操作指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允许试错的市场环境。三是健全激励机制，引导提高风险容忍度。提高投资容错率考核，并探索基于孵化企业数量和科技成果转化效果的正向激励机制。
推动科技信贷产品和服务创新，发挥商业银行在间接融资的大体量优势。我国长期以间接融资为主，商业银行是我国科技金融的主力军。目前，商业银行在支持早期科技企业时通常面临信用风险评价难和风险收益不平衡的困难，建议完善政策支持，破解商业银行发展科技金融的堵点和难点。
一是重塑科技型企业信用风险评价逻辑，从关注现状向面向未来转变。通过加强专业人才培养、深化行业研究、建立与风投机构的协同机制以及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构建科技型企业专属信用评价体系。
二是重塑科技金融风险收益平衡逻辑，从短期逐利、风险规避向长期价值投资转变。确立投资组合思维，不以单笔贷款回报衡量科技型企业的合作价值，而是从更长周期、更宽广维度评估业务整体收益，综合考量企业未来成长带来的合作空间。丰富科技金融专属产品，提供全天候、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推进投贷联动。
三是适度拓宽商业银行信贷资金投向，推动创投类贷款试点。在试点范围内，围绕创投基金“募、投、管、退”各环节，拓宽贷款主体和用途，构建“5P贷”产品体系，包括“LP贷”（为基金出资人融资）、“GP贷”（为基金管理人融资）、“PE贷”（支持私募基金主体直接融资）、“SPV贷”（支持基金投资项目载体融资）、FP贷“（支持被投企业核心员工股权激励）。目前”FP贷已试点开展，建议加快其他产品落地，丰富创投基金金融支持体系。
四是允许商业银行设立或参股股权投资子公司，提高股权投资能力。在风险可控范围内，允许商业银行设立或参股股权投资子公司，并合理设定投资范围及金额上限。例如，限定投向为初创期科技企业或科创类股权基金，并控制投资额不超过银行资本净额的一定比例。
五是完善风险共担和补偿机制，提升担保覆盖面。科技创新具有正外部性，其成果往往会对整个社会产生显著的溢出效应。建议优化政策性担保基金准入标准，扩大对早期阶段科技企业的覆盖范围，探索建立商业银行、政策性担保基金、地方政府共同参与的风险共担机制。建议设立科技金融风险补偿专项资金，对商业银行科技贷款产生的损失给予一定比例补偿。
六是打造科技金融生态圈。商业银行作为资金流和信息流的重要交汇节点，具备整合资源和优化资源配置的天然优势，通过联动政府、科研机构和投资机构，搭建科技金融综合服务平台，促进资本、技术、人才和政策等要素高效融合，形成互补共赢的科技金融生态圈。
培育壮大耐心资本，发挥直接融资风险偏好优势。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在投早投小、长期资本供给等方面仍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建议优化资本市场机制，提升股权融资能力，为科技企业提供更充足、更长期的资本支持。一是优化直接融资体系。支持股权投资管理机构在资本市场上市，通过直接融资渠道扩充资本基础。在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实施基金份额转让的做市商机制，提升市场流动性，促进S基金发展，同时放宽市场准入限制，吸引更多投资者。二是畅通创业资本循环。落实创业投资基金差异化监管，鼓励高效开展并购重组，加快创业资本流转。同时扩大创业投资税收优惠试点政策，鼓励长期资本布局科技创新。三是推动科技创新载体融资。支持技术转移机构、孵化器等科技服务机构对接IPO市场或发行REITS，提升科技创新载体的资本化能力。四是拓宽债券市场融资渠道。支持服务科技创新的机构发行创新债券，允许其开展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融资。建立高收益债券市场，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更多融资选择。
完善科技金融配套措施，提高融资可得性。建议强化科技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科技金融资源精准对接科技创新需求。一是建立科技金融信息共享平台，提升信用评估与风控能力。通过建设科技中小企业信息平台，整合工商、社保、知识产权以及资金流等多维度数据，构建科技企业数据库，缓解金融机构和科技企业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金融机构对科技企业的信用评估能力。二是强化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夯实科技创新法治基础。加快完善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相关法规问道管理，降低科技成果流转和交易的法律风险。三是优化科技成果评价体系，促进科技成果市场化应用。完善协议定价、挂牌交易、拍卖、资产评估等多元化市场交易模式，加快建设现代化、高水平的技术交易市场，畅通科技成果转化路径。（顾建忠：上海农商银行原行长，现任上海银行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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